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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障股东的权益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我们经常看到本应“同舟共济”的公司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却存在着很“紧张”的关系,大股东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来侵害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和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股东平等”,而股东平等又是通过“一股一投票权”的股权平等来实现的,故而必然造成大股东的优势地位和小股东的弱势地位,这是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权益的根源所在。在我国目前,保护小股东权益不仅有着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故而保护小股东权益具有必要性。保护小股东权益一方面可以体现出对个人私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利于维护整个市场经济尤其是投资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另一方面它可以增强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在目前公司法理论和公司制度设计下,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有着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来自于股东平等原则的悖论。股东平等是现代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股东平等要求公司的所有投资者在法律地位上是相同的,都是公司的股东,对于公司享有平等的股东权。然而,作为现实中的股东往往却是经济实力相差很大的不同投资者,故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股东对于公司所投入的资本即股份额是不一样的。根据公司的这种股本结构可以把股东分为大股东和小股东。大股东(Majority stockholders)就是在公司股本结构中持股比例比较大,因而可以控制公司的股东;小股东(Minority stockholders)就是持股比例相对较少,因而无法控制公司的股东。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个股东的所持股份是否达到一个固定比例来判断其是不是大股东或小股东。股东平等原则如何在实践层面去付诸实施呢?如果一味强调股东在法律形式上的平等,那么就应该是股东不论大小都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其他重大事项享有同样的表决权。这样的话,不仅实现不了平等,而且还会带来很多弊端。如果让大小股东一律都只享有同样的表决权,那么对于大股东来说,则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大股东由于对公司的投入较多,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所承担的风险就较大,在公司经营亏损时,大股东会遭受更多的财产损失。让承担着较大风险的大股东与承担较小风险的小股东对于公司享有一样的表决权很显然又是不平等的。所以,为了解决该问题,现代公司法律制度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一股一投票权”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每一股东根据其持有公司股份的多少对公司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由于每一股股份的价值原则上是相同的,因而在决定公司事务时,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简称“大股东”)便较持有少数股份的股东(简称“小股东”)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在一般情况下,这并不会产生任何不公正的结果,然而,在某些时候,大股东却滥用这种优势地位,通过控制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途径,在处理公司业务时,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己谋取私利,不顾甚至损害公司以及小股东的利益。在那些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控制公司多数股份的公司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法律制度的一个悖论:股东平等是公司法的基本理念,然而,在实践层面却不能机械地贯彻,否则会产生新的不平等,所以在实践层面是用“一股一投票权”的形式来贯彻股东平等,即用形式上的不平等来实现实质的平等,可“一股一投票权”必然带来“资本多数决”即股东大会的决议表决的决定因素通常不是理智而是资本占有份额,这会导致表决过程流于形式,大股东不是在表决,而是在发布命令,结果又导致了另一种不公正。

由于“一股一投票权”原则和“资本多数决”原则,大股东所持股份额较多,必然享有较多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从而能够现实地控制公司的事务管理,这就会导致大股东在公司管理制度中的“优势地位”。而且这种“优势地位”恰恰正是大股东能够而且必然侵害小股东的直接根源。其实,大股东的这种“优势地位”是一种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大股东在实践中滥用其“优势地位”也是必然的。实际上,公司法律制度的这种设计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没有考虑人性中的“驱利避害”的因素,在给了大股东绝对的“优势地位”时,而没有建立很好的配套措施来制约这种“优势地位”,[4]对于大股东来讲,其“优势地位”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利益,而且利用其“优势地位”为自己牟利又是“合法”的行为。大股东往往振振有词:当年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你股份公司怎么能被捧上股市?如今,让你“回报”一下怎么不行?但是,须知这已严重违反了证券市场的“三公”(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侵害的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小投资者是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主体,在当前资金、信息、技术极不对称的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只有真正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才能给他们以安全感和投资信心,证券市场才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规范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

  大股东滥用其优势地位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在经济生活中也的确随处可见。在实践中,大股东滥用权力的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

第一,对公司经营业务施加影响,主要表现为:

(1)非法转移财产。大股东可能对公司经营业务施加影响,使其个人独得其利。如果大股东本身就是公司经营负责人和监事会成员,便可直接谋求私利;如果公司经营负责人需受股东大会决议和指令的约束,则可通过股东大会达到目的。在大股东与公司管理活动之间还存在着隐形的联系,因而公司在所有重大事务上可以首先考虑大股东的观点和愿望。公司往往通过形式合法的合同方式来转移财产,这种财产转移能为受益股东提供特殊利益。比如某一详尽的许可合同,对一方主体有特殊的要求,而只有大股东具有这种签约主体资格,成为相对于公司的另一方合同主体;  (2)通过特别信息获取财产利益。大股东可以从企业经营活动中直接获取信息,并为自己的利益而运用这些信息。将本应属于公司的市场机会据为己有;

 (3) 隐蔽地分配盈余。在没有等价的对待给付的情况下,假如凭借股东地位,通过对公司经营非法施加影响,使公司财产以履行合同的方式流向某股东,这通称为对个人财产有利的隐蔽的盈余分配。

第二,滥用表决权,主要表现为:

(1)在公司增资时排除认股权。公司增资时,如果得不到与以前的份额比例相应的新股份,他在公司的利益便会受到损害。排除小股东认股权的决议,只要是出于股东会议的意志,不需要其他条件。如果某一附有条件的增资决议永远适合于有权认购新股的大股东,而将小股东的认股权排除,小股东的利益则得不到保护。

(2) 改变公司章程和结构。根据法律,只要拥有多数票便能够就公司章程和结构的改变进行表决,而绝对多数就意味着更广泛的表决参与。在实践中,大股东往往会利用自己的多数表决权来根据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修改公司章程,改变公司结构。

实际上,大股东侵犯小股东的手段和方式并不只上述内容。在西方国家中,大股东对于小股东的压迫或侵害通常被称为“freeze—outs”(排挤)。常见的主要方式有以下一些手段:

(a)违反法律或章程故意拖延或拒发股息;(b)不合理地向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支付高额报仇和提供福利待遇;(c)用公司的资金为大股东提供优惠贷款,或高价租用其财产;(d)任意罢免或无理阻挠小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职务;(e)恶意增加公司资本,迫使小股东因无力认购新股而使其持股比例进一步降低;(f)操纵公司股票价格,迫使小股东低价出售所持股票;(g)在董事或经理人员非法经营,违反职责损害公司利益时,无理拒绝以公司名义对他们进行追究;(h)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附加不合理的条件;(i)无理拒绝向小股东提供或隐瞒有关公司经营状况、资产情况以及其他必要的信息和资料;(j)利用“恶意兼并”或“短期合并”等手段,将小股东排挤出去,然后再恢复公司原状;(k)利用因其职务所获得的“内部信息”为自己谋取私利。

由上分析可知,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权益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公司法理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司法律制度的设计,所以小股东权益遭到侵害具有必然性,而且在实际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十分普遍,手段和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可见,小股东权益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虽然我国公司制度的发展目前尚处在初始阶段,但是随着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数量的逐渐增多,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甚至受到侵害的现象也已普遍出现。1994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或侵害行为的诉讼。”这是《公司法》中仅有的关于诉讼机制的规定。它是我国立法第一次对于保护股东(包括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做出明确的规定,具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即使这条仅有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或漏洞,从而使其本应具有的作用大打折扣。

具体来说,由于我国公司法的理论研究十分薄弱,对于如何保护小股东缺乏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和探讨,因而使得上述规定本身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该条仅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而未包括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这是明显的遗漏。

2.该条没有对有权提起诉讼的股东的资格、提起诉讼的时效等事项做出规定,因而在实践中可能造成个别股东恶意滥用这一诉讼权利、滥提诉讼,进行诉讼敲诈或诉讼投机的现象。

3.该条仅规定股东有权要求法院“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而未规定股东有权就该行为给公司或股东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公司法》第214条至217条虽规定了董事、监事、经理违反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并未包括支配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违法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或迫使董事会通过违法决议时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会使一些只考虑个人利益、对公司不负责任、肆意侵害上市公司和小股东利益的大股东轻而易举的逃脱应负的责任。

4.该条以及《公司法》的其他条款均未规定股东派生诉讼或代表诉讼制度,而且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无相应的规定,因此,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小股东的这一权利将难以得到切实的保护。

   因此,综上所述,有必要在考虑我国具体国情以及公司制度的发展现状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引进和借鉴上述国外那些合理并行之有效的小股东保护制度,以使我国的《公司法》变得更为科学、有效和公平。另外,除了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外,还应考虑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A)加强对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之间关联交易的监管,强化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并严禁上市公司向大股东提供担保。

(B)严格对内部交易的监督,在法律方面明确董事、监事及支配股东的责任,如有违反,从严处罚;要严格监管上市公司与其大股东在人员、财务和经营上的“三分开”,可以尝试将是否“三分开”作为上市公司再筹资的前提条件,也可以让股份公司发起人在上市前签署承诺不占用未来上市公司资金的责任状。此外,还要加强政府力量对上市公司的监督。

(C)落实股东权力,这里主要指小股东的权力,比如少数股东权(股东大会招集权、累积投票制度等等),以避免大股东的独揽。

(D)赋予监事更多的权限,在企业内部提高监事的作用,使监事具有随时监督权、股东大会招集权、代表法人的起诉代表权等等,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E)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通观各国的情况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根源于股东结构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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